⑴ 教育對文化的功能具體表現在
1.傳遞——保存文化的功能。教育傳遞著文化，它使新一代能迅捷、經濟、高效地佔有人類創造的精神文化財富的精華，迅速成長為具有攝取、鑒賞、創造文化的「文化人」。與此同時，教育將人類的精神文化財富內化為個體的精神財富，這樣，人類的精神財富便找到了最安全且具有再生功能的「保險庫」，教育也就有了保存文化的功能。
2.傳播——豐富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傳播，一般指某一社會共同體的文化向另一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傳播過程，是單向的;而文化的交流，則是兩個和兩個以上文化共同體的文化相互傳播，是雙向的或多向的。文化的交流，對於雙方都是自我超越的過程，都是向自身灌注生命力和新鮮血液的過程。教育作為傳播——交流文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徑，也就有了豐富文化的功能。
3.選擇——提升文化的功能。所謂教育文化的選擇，即是為了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社會文化的糟粕必須摒棄，精華則有待發揚。這就需要教育對「文化」進行篩選，把經過「過濾」了的文化傳遞給下一代，以促進文化的進步和發展。教育對文化的選擇，是文化進步的一個重要的內在機理，因而教育對文化也具有提升的功能。教育對文化的選擇意味著價值的取捨與認知意向的轉變，並且是為了文化自身的發展與進步。學校教育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文化價值的引導工作。
4.創造——更新文化功能。教育是文化結構中的一個能動的要素，它的這一功能立足於上述功能。
⑵ 文化影響的特點和文化作用
綜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文化既表現在對社會發展的導向作用上，又表現在對社會的規范、調控作用上，還表現在對社會的凝聚作用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上。
文化是社會變革的內燃機。任何社會形態的文化，本質上不只是對現行社會的肯定和支持，而且包含著對現行社會的評價與批判，它不僅包含著這個社會「是什麼」的價值支撐，而且也蘊含著這個社會「應如何」的價值判斷。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當一種舊的制度、舊的體制無法進一步運轉下去的時候，文化對新的制度、新的體制建立的先導作用十分明顯。蘊藏在新制度、新體制中的文化精神，一方面為批判、否定和超越舊制度、舊體制提供銳利武器，另一方面又以一種新的價值理念以及由此而建立的新的價值世界為藍圖，給人們以理想、信念的支撐。因此，人類歷史上新的制度戰勝舊的制度，文化起到了內燃機的作用。
文化是社會常態的調控器。如果說新的制度代替舊的制度、新的體制代替舊的體制的過程，是社會處於非常狀態的表現，那麼，新的制度、體制建立後，社會在一定秩序中運行發展就是社會常態的表現。由於社會是人的社會，而每個人所處的環境、自身素質和精神物質需求又不盡相同，所以常態中的社會仍然會存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等矛盾，而且還存在人自身的情感慾望和理智的矛盾。如果這些矛盾不能妥善解決，這個社會的常態就會被打破。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看，人們解決這些矛盾常常採取多種手段，而依靠文化的力量去化解這些矛盾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這是因為，法律、理想、道德、禮俗、情操等文化因子，內含著社會主體可以「做什麼」和「哪些不可以做」，應該「怎樣做」和「不應該那樣做」的意蘊。所以，要化解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等種種矛盾，就必須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勵的作用，發揮先進文化的凝聚、潤滑、整合作用，通過有說服力的、貼近民眾的方式，將真誠、正義、公正等文化因子潛移默化地植入民眾的心田。只有這樣，一個社會才能健康、有序、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文化是凝聚社會的粘合劑。文化雖然說是屬於精神范疇，但它可以依附於語言和其他文化載體，形成一種社會文化環境，對生活於其中的人們產生同化作用，為他們的價值觀、審美觀、是非觀、善惡觀塗上基本相同的「底色」，也為他們認識、分析、處理問題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點，進而化作維系社會、民族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
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文化對經濟的支撐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是文化的導向賦予經濟發展以價值意義，經濟制度的選擇、經濟戰略的提出，經濟政策的制定，無不受到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以及決策者文化水平的制約。文化給物質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思想、理論、輿論的引導，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經濟發展的方向和方式。二是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極高的組織效能。人作為文化的單元，不僅受文化熏陶，而且也依一定的原理相互感通，相互認同，從而形成社會整體。文化的這種滲透力是人的社會性的體現，它能夠促進社會主體之間相互溝通，保證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在一定的組織內有序開展。三是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更強的競爭力。經濟活動所包含的先進文化因子越厚重，其產品的文化含量以及由此帶來的附加值也就越高，在市場中實現的經濟價值也就越大。
⑶ 為什麼說文化的過濾必然導致文學的誤讀
文化並非自生，往往與人為選擇和時代選擇有關，文學作品的主題也與時代氣息息息相關。一戰、二戰、工業革命這些大的變革下產生的舊文化、新文化會以一方戰勝另一方，進而過濾另一方為結局，但失敗的一方仍會反復甚至變強，比如最近幾年的民粹主義。二戰後期蔓延在歐美各國的反主流文化，比如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文化、朋克風，包括今年獲諾獎的鮑勃迪倫。主流文化顯然會過濾這些反主流文化，結果就是這些反主流文化慢慢地被打上暴力、虛無、墮落、毒品、不作為的標簽，多數人不理解甚至誤解。另外，一些文化差異、認知差異也會導致文學誤讀，比如魔幻主義風格的拉美文學，還有我喜歡的捷克文學、19,20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
⑷ 為什麼說文化的過濾必然導致文學的誤讀舉例說明
這個來自《詩經》的典型範例。雎鳩本來是一種兇猛的鳥,《關雎》原是以雎鳩求魚以象徵男子求愛。而到了漢代，儒家卻視之為貞鳥,「關關雎鳩」乃雌雄和鳴,來比喻夫妻和諧。這絕不是因學者的無知而造成的理解上的錯誤,而是一次具有文化意義的誤讀,它反映了民族社會生活及婚姻觀的變化與民族追求和諧、溫柔的心理趨向。
還有諸如迪斯尼版的《花木蘭》、中國的《小紅帽》等等，都是文化誤讀現象，不過，故事是不是真實或者哪個版本最接近真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在流傳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變異以及背後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心態和風尚，不同的故事也就成為我們認識不同社會的風向標。
⑸ 精神分析心理學對設計心理學的啟示有什麼
美國西密執安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J.A舍倫伯格甚至將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作為20世紀社會心理學大師的第一人。但是，如果我們詳細地審察當代社會心理學的內容就會發現，精神分析理論似乎缺少與當代社會心理學知識的更廣泛的聯系。在許多社會心理現象或社會行為的實質性解釋上精神分析理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當代社會心理學中，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行為主義、社會學習理論以及社會認知理論等各種理論學說對社會心理、社會行為的說明。那麼，精神分析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心理學理論流派的根據是什麼呢？查普林和克拉威可認為：「弗洛伊德對社會心理學的貢獻是有限的」[1](P578)。那麼，作為精神分析的整個學派是否也缺少對社會心理學的貢獻呢？或者說，精神分析理論是否也同其他心理學流派一樣主要是屬於心理學范疇而不屬於社會心理學呢？
顯然，簡單地否定精神分析理論的社會心理學價值是要冒極大風險的。的確，精神分析一開始與社會心理學並沒有什麼聯系，它甚至僅僅是一種精神病的治療方法。但是這一學派的創始人以及後來的代表人物並沒有使這一理論僅僅停留在個性心理研究的層面上，而是從關注與人類心理活動密切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入手，使精神分析逐漸走上了社會心理學的道路，而且在長達幾十年的精神分析運動中融及到了大量的社會心理學問題。可以說，在各種心理學理論流派中，精神分析是最具有社會心理學意義的心理學流派。至於為什麼在當代社會心理學體系中，除了個體社會化理論及態度學說等少數的幾個方面外，精神分析理論對社會心理學缺乏應有的影響，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隨著社會心理學實驗方法的確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重心也隨之發生了偏移，這種偏移使得精神分析社會心理學實驗方法的確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重心也隨之發生了偏移，這種偏移使得精神分析社會心理學逐漸被排斥到了當代社會心理學知識的邊緣。與當代完全尊奉實證主義原則的科學社會心理學相比，精神分析社會心理學顯得極不合時宜。然而，我們馬上就會看到當代社會心理學對包括精神分析在內的人文主義取向的排斥已經使社會心理學的道路越走越窄。第二，長期以來缺少對精神分析理論中社會心理學思想的概括。精神分析作為一個理論流派其內容豐富而龐雜，既有對一般心理動力的探索，也有對變態心理過程的研究，許多社會心理學論題就是與這些內容交織在一起的，當把它們從精神分析話語中「翻譯」成現代社會心理學語言之前，人們往往會忽視它們的社會心理學價值。因此，在精神分析創立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重新發掘精神分析理論中的社會心理學論題，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這不僅可以系統地總結精神分析學派對於社會心理學的歷史貢獻，更重要的是通過考察以精神分析理論為代表的人文主義取向的心理學所特有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以期獲得關於當代社會心理學的方法論意義的啟迪。
二、精神分析中的四大社會心理學論題
精神分析，就其內容來看是一個十分龐大而復雜的理論流派，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代表人物那裡，理論觀點上存在著極大的差別，我們很難估計在所有精神分析理論中到底涉及到了多少社會心理學的具體問題，但是，我們把各精神分析理論家的學說中具有社會心理學本質意義的內容加以概括則發現，精神分析理論中至少包括以下四大社會心理學論題。
論題之一：社會文化現象的心理根源
對於社會文化現象的心理根源的研究是早期社會心理學的一個基本任務。如E.A.羅斯指出：「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是由人類結合而產生的心理面(psychic places)和心理流(psychic currents)。」托馬斯則認為，社會心理學是一種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的主觀方面的普通科學[2](P1-2)。與這些社會心理學主張一樣，精神分析理論也是從探索社會文化現象的心理根源而涉入社會心理學領域的。
1913年，弗洛伊德發表了他自《夢的釋義》出版之後最為自信的一本著作——《圖騰與禁忌》，這部著作的出版標志著精神分析開始了社會心理學的歷程。在該書中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結擴展到了對於社會文化現象的解釋上，他指出：「宗教、道德、社會和藝術的起源都系於俄狄浦斯情結上，這和精神分析的研究中認為相同的此情結構成了心理症的核心不謀而合。」[3](P192-193)弗洛伊德認為，原始人類對圖騰的崇拜活動就是出現在我們今天兒童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結的情緒表現。因為他相信，在人類的幼年時代原始人曾生活在這樣一種狀態中：一個充滿暴力和嫉妒的父親將所有的女性都占為己有，並驅逐了他的那些已經長大了的兒子們，有一天，被驅逐的兒子們聯合起來，殺死並吞食了自己的父親。繼而兒子們後悔了，罪惡感使他們制定了兩條戒律，(1)祭奉象徵父親的某種圖騰動物；(2)宣布放棄那些促成他們和父親發生沖突的女性。——這便是原始圖騰崇拜以及外婚制的由來。總之，道德、宗教、藝術以及一切文明化的制度都是起源於某種心理動力——在這里就是俄狄浦斯情結，從這種心理動力中弗洛伊德得到了對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文化現象起源的說明。
弗洛伊德的這一思想在他的大弟子（後來又與其分道揚鑣）卡爾·榮格那裡獲得了另一種形式的表述——集體無意識說。所謂集體無意識指的是存在於個人無意識深處的更深廣、更隱晦、年代也更久遠的東西，「他不是源於個人獲得物，而是源於遺傳的一般心理功能的潛能，即源於遺傳的大腦的結構，這就是神話聯想——即那些不需要歷史傳統或移植就可能重新萌發於任何時代和國土上的動機和意象」[4](P588)。榮格相信，曾經被原始人所獲得的集體無意識內容，經過世代相傳已經積淀在人的天性之中了。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結在人類活動中具有先驗的決定作用一樣，榮格也認為，集體無意識是個體按照他的祖先當時面臨的類似情境所表現的方式去行動的先在的決定因素。進而，集體無意識也就成了一切社會文化現象的決定因素。因為無論是科學發明還是藝術創作，雖然與個人的努力分不開，但最後都得憑借集體無意識中的「原型」或「原始意象」。例如，榮格認為，「能量與能量守恆觀念一定是某種潛伏在集體無意識中的原始意象」[5](P68)。這種原始意象在最原始的時代就存在，並以多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對魔鬼的信仰、魔力、靈魂不死的觀念等。
弗洛伊德和榮格的這些充滿著神秘主義迷霧的學說，顯然得不到科學研究的證明。但是作為一種對文化與社會現象的心理學解釋卻不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因為一切社會文化現象包括各種文明制度都是人類活動的產物，所以其中涵括著人類心理活動的軌跡也是必然的。並且，這種對社會文化現象的心理學說明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功能主義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理論中我們看到，探索文化現象的心理根源已經成了文化研究的一條重要原則[6](P56)。
論題之二：心理現象的社會文化決定
把社會文化要素看成是人的心理生活的決定力量，是精神分析理論中社會文化學派的基本觀點。如果說弗洛伊德和榮格的社會心理學主要表現在對社會文化現象的心理根源的探索上的話，那麼，精神分析的社會文化學派則把這個過程顛倒了過來，認為人的心理活動主要取決於特定的社會文化條件。因此，尋求心理活動的社會文化原因便成了社會文化學派的自覺任務。而他們在這方面的一系列理論觀點也就構成了精神分析中又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心理學論題。
社會文化學派的開創者阿德勒否定了弗洛伊德的生理本能或性本能學說，強調人的行為是由社會力量所決定的。他認為只有研究了一個人的社會關系和他對別人的態度我們才能了解他的人格。正是阿德勒的這一主張使精神分析理論開始了從注重本能和個體因素到注重社會群體因素的轉向。沿著阿德勒開辟的道路，社會文化學派的主將霍尼進一步將社會背景、文化因素以及人際關系對人的心理和人格發展的重要性提到了首位，使得社會文化因素對心理生活的決定作用成了精神分析理論的主旋律。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中霍尼指出，要了解神經症患者的人格，必須考慮他的社會背景和文化模式。她認為，在現代西方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普遍存在著冷漠、對立、疏離和懷疑之感，這往往會使人體驗到一種孤立無助的失意與惶惑，而生活在這樣一個潛伏著敵意的世界裡的人，難免從兒童時代起就會形成一種基本焦慮，並由此埋下了日後產生神經症的隱患。因此，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能改變自私自利的狀況，神經症的自私就會肆無忌憚地發展。概括起來看，霍尼所闡述的就是這樣一個原則，即心理活動是特定文化與社會條件的反映，個人潛在的內心沖突實際上是他所處的文化中的某些特定矛盾的反映。
與阿德勒和霍尼一脈相承，精神分析學者沙利文和弗洛姆也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社會文化因素對心理生活的決定作用，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精神分析的社會文化理論。沙利文認為，人們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人際關系是人類心理過程（包括變態過程）的主要參數。從這一觀點出發，沙利文提出了一個極其獨特但卻深刻反映了他的社會文化觀的思想，即精神病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即社會心理學」[7](P166)。這一讓人感到奇特的思想的前提是：精神病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由身體的構造決定的，而是由患者的人際關系受損造成的，人際關系的損傷造成了患者的焦慮，並進而導致了其整個經驗世界的分裂。總之，精神障礙導源於不適宜的人際關系或社會關系。「精神病學所涉及的領域就是人際關系」[7](P167)。這種觀點能否得到生物醫學的承認暫且不論，但僅就沙利文對社會文化因素——人際關系——在心理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強調來看，無疑是十分有價值的社會心理學思想。
同沙利文及其他社會文化學派的學者們相比，弗洛姆則更加註重在宏觀層面上考察社會文化因素對人的心理活動的影響，弗洛姆認為人是文化的產物，「人的本性，他的熱情和焦慮，都是文化的產物」[7](P173)。人創造歷史的過程就是歷史創造人的過程，社會心理學的任務就是對人的創造過程加以理解和解釋。弗洛姆在其社會性格和社會潛意識等理論中深刻地揭示了社會文化因素作用於精神世界的機制。如弗洛姆認為社會潛意識就是通過語言、邏輯和禁忌這三把「文化濾斗」而形成的：一個文化的共同語言中的語法和句法規則通過其蘊涵的精神來決定哪些經驗能進入我們的意識之中，哪些則不能；一種文化范疇中的邏輯規律則決定著其成員認定什麼是自然的或合理的，決定著人們的思想方式甚至思想內容；而社會文化中的禁忌則對社會性格和社會潛意識起著塑造作用，那些被認為是不合理或危險的思想、情感或態度就會被排除在意識之外。通過文化過濾器的作用，任何一個特定社會中的不合理之處，都必然導致該社會成員對自己許多感覺和意識經驗的壓抑，這就是社會潛意識形成的文化機制。
總之，我們從精神分析的社會文化學派中看到了一種極具現代科學精神的社會心理學思想，即人類的一切心理活動，所有的思想情感，都是為特定的社會文化條件所決定的。
論題之三：群體心理問題
精神分析理論，特別是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常常被看成是一種個性心理學理論，這與精神分析學家的治療對象是個體的患者不無關系。然而，精神分析決不僅僅是關於個體的心理學，包括弗洛伊德在內，精神分析學家們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群體心理問題應是不爭的事實。群體心理問題也是蘊涵於精神分析理論中的最基本的社會心理學論題。
在精神分析的范圍內，首先對群體心理問題給予集中關注的當是弗洛伊德。為了實現精神分析理論從個體心理學向社會心理學的轉變，弗洛伊德於1921年完成了他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一書。在該書中，弗洛伊德幾乎完全接受了群體心理學的創始人G.勒朋關於群體心理的觀點，認為群體之所以使人「著迷」，取決於這樣三個因素：(1)從純粹的人員數量上獲得無敵感；(2)行為和感情的相互感染；(3)暗示感受性。除此之外，弗洛伊德還「試圖用里比多的概念給群體心理學的研究帶來一些啟示」[8](P96)。他從精神分析特有的立場出發，強調聯結群體的力量是那能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聯系起來的愛的本能。他認為暗示之所以能夠影響人，是因為受暗示者具有與他人保持和諧的愛他人的傾向。換言之，只有體現這種愛的關系的里比多「才是構成群體心理本質的東西」[8](P98)。這就是弗洛伊德的群體心理觀。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是力圖將群體心理的產生納入他的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論——里比多理論的框架之中。他的這種做法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批評，甚至認為他除了重復和肯定勒朋的觀點之外，自己在群體心理方面並沒有什麼新的建樹[9](P72)。對此，在這里我們不想多加評論，但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即弗洛伊德把群體心理研究看成是精神分析的份內之事，對群體心理問題給予了高度的關注，這在精神分析的體系內部無疑是極具社會心理學意義的「舉措」。
弗洛伊德所研究的是屬於動態的群體過程中的心理問題，這種群體被社會心理學或社會學稱之為「群眾」(crowd)，它屬於群體的一種非常規形式——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ur)形式。弗洛伊德的研究集中地代表了精神分析理論對群體心理學中的集體行為問題的關注。除此之外，精神分析還從宏觀的社會結構的層面上探討了群體心理問題，或者說，該派理論家們還以諸如民族、部落等社會群體為對象進行了富有精神分析特色的群體心理研究。在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弗羅姆的社會性格學說。弗羅姆認為，每個具體的人的性格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是個體性格，它體現的是同一社會群體中成員間的心理差異。二是社會性格，它是一社會階級或文化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具有的重要的性格成分，「社會性格體現著一既定文化中的絕大多數人共同的性格結構的核心」[7](P174)。現代社會心理學認為「群體心理就是該群體全體代表在某種程度上特有的共同心理，也就是由共同的存在條件引起的對他們來說是典型的心理」[10](P185)。應該說弗羅姆的社會性格理論已經正確地揭示出了群體心理的本質，相對於行為主義的科學社會心理學對群體心理的否定而言，這是群體分析理論對社會心理學的重大貢獻。而在文化人類學陣營中的精神分析學家那裡，類似於弗羅姆的思想得到了更為准確和具體的表述。如拉爾夫·林頓的「基本人格類型」、卡丁納的「基本人格結構」以及杜波依斯的「眾數人格」等都是對類似於「社會性格」的群體心理問題的典型研究。當人們在感嘆因缺少有效的方法而不能對諸如階級、民族等這樣的大型群體心理進行科學分析時[10](P179)，精神分析理論家們早已對此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甚至還使用了頗具科學意義的統計方法——「眾數人格」正是通過人格資料的統計學處理而獲得的一種屬於民族、階級等大型群體的人格概念。
⑹ 跨文化交際中文化過濾和文化遷移有什麼區別
你可以將其分為兩類，在你學的跨文化交際學的理論基礎上，對比中英兩個不同背景下的茶文化，怎麼產生，演變和發展的等等。同時要注重突出文化因素的作用。這個可以寫一篇小論文了。
⑺ 減壓過濾中自來水起什麼作用
使吸濾瓶內減壓，由於瓶內與布氏漏斗液面上形成壓力差，加快過濾速度
⑻ 基督教上帝和伊斯蘭教真主是不是同一個神
首先，神的真名不是耶和華，神的真名是YHWH，沒人知道怎麼念。有些猶太教徒認為是Yehweh，雅威，而基督教徒則將其「英語神格化」為Jehovah，耶和華。實際上神的真名是一種禁忌，因為古猶太信仰中真名擁有控制本體的力量，念出神的真名相當於想要控制神！所以古猶太人遇到YHWH的時候都念作「Adonai」，相當於現代英語中的「Lord」，中文的「主」。同樣，穆斯林稱神為「安拉」，「Allah」，也是相當於「Adonai」的一種代稱。同樣的，耶和華，雅威，由於並不是古代YHWH的真正讀音，不是可以控制神的力量的神的真名，所以也只能算是一種代稱。並沒有什麼篡改神的真名的事情，只有代稱和誤稱。而且實際上中文聖經中翻譯為「耶和華」的地方原文是Lord，主。
從歷史神學上來講，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神的確是同一個神。伊斯蘭教的聖典也包含了舊約聖經，但和猶太教一樣不承認新約聖經。所以說舊約聖經是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的三教聖書，耶路撒冷也是三教聖地。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分歧在新約，而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分歧則更早，遠在基督教形成之前。在舊約聖經中記載，諾亞的第十代子孫亞伯蘭（Abram）的妻子一直沒有生育孩子，於是亞伯蘭就娶了一個埃及女奴為他生了第一個兒子。但是因為亞伯拉罕是個虔誠的聖人，所以神就讓他在99歲的時候改名為亞伯拉罕（Abraham），並在他100歲的時候讓他的妻子生下次子。女奴生的長子就是穆斯林的祖先，正室生的次子就是猶太人的祖先，從此分成了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基督教兩支。所以說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猶太教的戰爭可以說是嫡子與庶子的爭斗，長子與次子的爭斗。當然這是基督教版本的舊約聖經，至於伊斯蘭教版本的舊約聖經，還有那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舊約聖經《死海文書》么，就要你自己去親眼看看了……
⑼ 1.自信的重要性 2.怎樣走出自信的誤區 3.怎樣增強自信心4自立的重要性 政治 題
人的成就恰好是自卑的作用，人尋求卓越恰好是對自卑的一種補償行為讓自尊這東西看起來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個人感覺，自尊的心理功用是一種對自卑的平衡。
自尊與自卑在心理動力特徵上具有非常的互補性，如同黑天和白晝。它們像錢幣的正反代表同一種內心情結的雙個面，本身密不可分。內心越自卑的人，自尊的需求也越強，讓人以為他很傲氣。而內心驕傲的人，反倒喜歡表現得謙和與忍讓，被人認為有君子風度。自尊、自卑是一種心理力量，力量太弱的人，給人的感覺缺少個性，做事也缺少動力。但自尊、自卑力量過強，卻又是災難性的。看看雨哥筆下《悲慘世界》中冉阿讓（馬德蘭市長）與小旅館老闆德納第夫婦，你一定會明白過度謙卑的人，隱藏著深層的敵意，一心一意要打跨，羞辱他身邊的人。而完美高尚自尊的冉阿讓，每天卻沉浸在對卑賤的恐懼和風暴般的自我懺悔中。所以，保持自卑與自尊的對應與適度是人生活之本。
與自信與不自信一樣，自尊與自卑也是文化割裂與建構的產品。那麼，它們之間有什麼樣的關系呢？不自信，自卑是土壤，自信和自尊只是地上的莊稼。我們的文化認同莊稼的價值，卻否定土地的重要性，結果自尊、自信就成了無源之水。自卑、不自信才是人類精神領域可靠的，賴以生存並維持生命張力的心境。不自信提醒人類要保持謙虛地心態，對不知的東西保持高度敬畏心。不自信有一種內斂的力量，克己、節制、隨同由此而生，這些素質對構建和諧社會是重要的。
由自卑、不自信引發的諸多情緒不適並不是本身造成，而是我們的文化長期渲染建構所致。文化讓人對自卑、不自信產生許多挫敗、糟糕的聯想。最核心的文化建構是「不自信、自卑的人，沒有競爭力，最終是生活的失敗者。」文化用線性邏輯思維來定義這樣的心境，其實許多心境都是人的一種情緒能力，是隨機的並與環境適配的。另一個文化建構是「自卑、不自信的人不快樂、不可愛。」這些建構使本身很自然的心境被固化成一種自我挫敗的心態，使每個人不得不去掩飾，或唯恐避之不及，平添出許多內心焦慮來。
在某種意義上，自信與自尊意味著一種淺薄，很像無知者無畏。科學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知道得越多，懂得越少，知道得越少，懂得越多。讓我深感憂慮的是勵志類書籍泛濫，不停的誇大兩者間的鴻溝，以為只要擁有自信、自尊就可心想事成。其實，沒有雞那來蛋呢！？我們的時代已經到了要重新來定義，並反思文化建構的時候了。近代神經生物學家對人類認知系統研究的重要成果是篩子理論：「我們的大腦在信息接收、傳輸、採集、組織的過程中要經過許多文化篩子，文化會故意漏掉許多信息，只讓允許的信息被意識感知到。」知道我們看到的，聽到的，感覺的，觸及的真實只是被文化過濾後留下的真實，那麼，當你高昂著自信自尊的頭時，真的還那麼有底氣嗎？坦誠的認同不自信、自卑，並接納人在自然萬物中有極大地局限性和渺小性的人才能夠到達心境平和，樂天知命的精神境界。